---

摘要

以2019—2022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及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创新呈U型关系，且存在多维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地区以及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和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创新U型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企业ESG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U型关系；金融发展水平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创新的U型关系。

主要内容

1.梳理现有文献，指出过往研究忽视绿色创新线性关系、阶段划分；缺少专精特新样本下U型机制检验，明确本文边际贡献；
2.依托双碳目标、利益相关者等理论，区分绿色科技研发、绿色成果转化两大阶段，提出研究假设；
3.选取907家专精特新上市企业、3628组观测样本，采用DEA-SBM测算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省级数字普惠指数为核心自变量；
4.构建双向固定效应基准、中介、调节面板模型，采用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多方法开展稳健检验；
5.中介检验：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为有效中介，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中介不成立；调节检验：ESG仅作用成果转化，金融发展水平双阶段均显著调节；
6.分区域、产业结构、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开展异质性分组回归；
7.从分层发展数字普惠、纾解融资、数字化赋能、差异化区域企业扶持四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研究假设

Ｈ１ａ：数字普惠金融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之间呈Ｕ型关系
Ｈ１ｂ：数字普惠金融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之间呈Ｕ型关系
Ｈ２ａ：数字化转型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的Ｕ型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Ｈ２ｂ：数字化转型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Ｕ型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Ｈ３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的Ｕ型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Ｈ３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Ｕ型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Ｈ４ａ：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科技研发效率的Ｕ型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Ｈ４ｂ：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Ｕ型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结论

1.数字普惠金融对专精特新企业两阶段绿色创新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多重内生、稳健检验后结论稳定；
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改善数字化水平、缓解融资约束两条渠道影响绿色创新，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无显著中介作用；
3.ESG表现仅能强化绿色成果转化阶段U型曲线；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研发、转化两阶段均正向调节，让U型曲线更陡峭、拐点右移；
4.东部、产业结构合理地区，民营、小规模专精特新企业U型关系统计显著性更强；中西部、大规模、国企样本U型效应不显著；
5.政策启示：分层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搭建政企数据共享平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引导企业数字化改造、重视ESG管理；对中西部、国有、大型企业实施差异化绿色金融扶持政策。

---